兵在战，将已降 优步滴滴战争

（原标题：优步滴滴战争里的年轻人：我在前线浴血拼杀，元帅在大营里说，我们已经投降了）滴滴收购优步，因为双方激烈的交战史与令所有人意外的转折，于商业而言会是一桩被铭记的案例。《人物》选择在尘埃落定的一个月后，从优步员工的个人角度，回顾这场收购的过程

（原标题：优步滴滴战争里的年轻人：我在前线浴血拼杀，元帅在大营里说，我们已经投降了）

滴滴收购优步，因为双方激烈的交战史与令所有人意外的转折，于商业而言会是一桩被铭记的案例。《人物》选择在尘埃落定的一个月后，从优步员工的个人角度，回顾这场收购的过程。

这个故事像一面棱镜。你或许可以认识商业的残酷，决绝的决定如何执行，个人理想如何妥协于集团利益；你或许可以感受「优步骄傲」，一群真诚、高效、带着强烈自我驱动的人如何被梦想所吸引而汇集成军；你或许可以理解（无论是否认同）最后的结果更多一些，在互联网变革潮中的每个垂直领域，这样厮杀与阵痛不可避免。

全部销毁

那个在收购之日制造出所有混乱的元凶，是两周前潜入优步员工电脑的。只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事实上，许多人直至今天也不知道。

指示来自于Uber旧金山总部给中国区（即优步）所有员工发出的一封邮件，要求他们务必安装一个名为「Global Protect」的软件，否则将无法登入Uber控制系统。至于这个软件的功能是什么，邮件只是简略地说，可令办公环境更安全。

「Global Protect」，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名字。几乎没有人怀疑什么。但王淑芬（化名）是例外，她是早期进入优步的资深员工，也是一个技术爱好者。

王淑芬用手机将「Global Protect」拍了下来

她遵循指示安装该软件后，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查看了软件的根证书――一般人大概不会这么做。「我当时就觉得毛骨悚然。」她后来对《人物》记者回忆。

软件权限的第一条以醒目的红色字符显示：抹掉这台电脑上的所有数据。其他权限包括锁定屏幕、更改设置、应用程序和媒体管理等。这个软件无法卸载，除非重装操作系统。

「你干的任何事情，可能总部的IT Room有一个人正在盯着看。他可以读你的任何网络数据，知道你做的任何操作。」王淑芬说，「那你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工作常识的人，就知道将来早晚有一天会发生什么。」

她没有和任何人提这件事，但她把存储于电脑里的一些私人文件备份了出来。

在8月1日上午，距离优步被滴滴收购的消息公布还有若干小时，「Global Protect」自行启动程序，发挥出它的毁灭力量。几乎所有人都中招了。但凡存在电脑里的文件――不止是那些核心商业机密，还包括司机工资单、外部合作协议、日常照片，甚至实习生的毕业论文――变成乱码文档，就像战争失败方在大撤退前常做的那样，把己方资料全部销毁。

也有例外。优步成都的市场部员工刘全有（化名）逃过这一劫。他负责社交媒体，使用自己的电脑办公亦可，就没有向公司申请配发统一的苹果电脑。但当时，办公室主任还是敦促他安装「Global Protect」，否则将无法连接公司Wifi。

事后看来，那不过是又一个烟雾弹――办公室主任也许也被蒙在了鼓里，刘全有发现，不装那个软件，Wifi仍是可以连接上的。

黑色星期一

即使忽略贯穿于整个7月突然蹿起又迅速平息的收购流言，仍有一些征兆，透露出事件的走向。

7月30日是优步进军南京一周年的庆典，所有参与者被一种亢奋、自豪的情绪包裹着。优步与滴滴在全国范围内逐城厮杀，绝大多数战场尚落于下风，但至少就南京而言，他们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市场份额超过了60%。当晚酒过三巡后，性格一向沉稳冷静的南京总经理文一龙竟然失控，痛哭流涕，「对不起大家，我也不想输，我尽力了……」他说了一些诸如此类非常消极的话。事后看来，有员工猜测，他应该是已经知道某些无法公开讲出的消息。

这本该是1988年出生的文一龙志得意满的时刻，他分管的郑州和合肥在市场份额上也领先于滴滴。但在那个周六夜晚，他的反常之举却没有引起旁人太多疑惑。他如此年轻――优步很多城市经理都不过30岁上下，却身处如此重要职位，压力如山，也许他只是难得一醉吧。

然后就到了8月1日，黑色星期一。

扰乱人心的，不止是电脑里的文件乱码，员工们发现，控制系统进不去了，工作邮箱也无法登入。同时间，一张号称是Uber创始人Travis Kalanick的公开信截图，在网上传播，提及优步将与滴滴合并。

不安的感觉在每个城市的办公室里传递着，但没有任何公开信息，也没有高层站出来讲话。至此时，对优步来说，收购一事理论上只有战略负责人柳甄与几位高层知晓。其他优步人如果提前获知，不管是从谁那里、通过何种渠道，都属百密一疏的意外。

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被拔去了电源。「感觉非常不好。系统用不了了，大家也都没啥事情可以干了。」王淑芬说。她对她团队下的员工说：「先回家吧，大家各自冷静一点。」

但也有人是迟钝的。

在优步成都办公室，刘全有所在的市场部的工作没有停止。下午1点多，他正在写当天微信的推文――优步没有明确的午餐时间以及上下班打卡制度――意识到办公室气氛有些奇怪。他是一名Contractor（临时雇员），属于职级最低的全职员工。像他一样，很多实习生在今年大学毕业后，就转为Contractor，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够成为计入正式员工序列的OC（Operation coordinator，运营助理）。OC坐在办公室的一边，而Contractor与实习生坐在另一边。

他看到，对面的那些OC纷纷开始喝酒，拍合影。打开微信朋友圈，不断有人在发优步的口号「Celebrate cities」（为城市喝彩）。这些举动本该在欢庆场合出现，但刘全有感到那些人全无欣喜。

Contractor这边没有任何异常，用刘全有的话说，所有人「还处于战斗的状态」。他忍不住问旁边人：「你们难道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变化吗？」

「为什么他们都在发朋友圈？」其他的Contractor说。

原本的推文是日常推广，但刘全有的直觉是，马上将至抒情的时刻了。「今天的推文换一下吧。」他说。他们选择Uber的口号，配上图库里找的9张风景画，让悲凉辽阔的感觉充分渲染。除了微信公众号，他们还把那些图发到朋友圈里。

几个小时后，收购的消息由官方宣布（优步的说法是合并）。刘全有等人制作的9张「情怀图」，很快占领了优步人的微信朋友圈。

情怀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像小心翼翼搭起的积木一下子倒了。像是一场突然结束的宴席。像被最亲近的人扎了一刀。一位优步人回想起来，「就像你被你爸爸给卖了。」另一位则用「青春年少轰轰烈烈的爱恋」来作比，「失去了男女朋友，还会有新的，但是新的始终不是这一个。」

最终，这些感受含混到了一起，在周一夜晚，被放大到了近乎失控的地步。

那晚是所有优步人的不眠夜。「两三点钟还在发朋友圈，以前发朋友圈都没人点赞的，现在是公司的人全部都点赞，非常多。」刘全有说。

有人回忆起加入优步的第一天；有人表达感激，「始终有一种普通生侥幸进了尖子班的感觉，恨不能再优秀再聪明一些」；还有人动情地写道，「山河湖海，都是我们造梦的地方。」

那么多的痛。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遗憾。那么多的骄傲。

必须承认，Uberness（Uber精神）是感召他们加入的原因。「这是一种感觉，如果你有『Uberness』，那我们就觉得你是一类人。」一位优步员工说。很难用精确的语言描述「Uberness」，口号中的「Always be hustling」是一个属性，在篮球场指的是那类愿意飞身扑向地板救球的球员。「Superpumped」也是一个属性，你大概可以想象一个动力十足的泵，或者一个永远打满鸡血的人。

所有的Uber口号都是英文的，简单有力，很难找到中文对应。从招聘宣讲到工作日常，他们会使用这些词。创始人Travis Kalanick召唤出一个横冲直撞的商业独角兽，不止如此，Uberness为加入者加持，让他们获得某种内心的优越感。

很多员工是来自投行、咨询行业或者跨国企业的精英，降薪30%是普遍情况，还有人降薪50%。他们英语流利，普遍有海外留学背景。Uber招人有着极其严格的甄选流程，早期员工至少要经过包括笔试与面试在内的六轮考核才能入选。他们有股份，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改变世界，那将是他们职场的信条，也是工作的意义。

对于那位好斗的、有着摇滚明星气质的创始人Kalanick，他们充满崇敬之情。Kalanick数次公开表示自己正认真考虑加入中国国籍，《人物》记者此前问过一名优步的经理，他微笑地说他愿意相信，「他永远是一个能做出让你完全意想不到事情的人，如果他真正搬到中国，我不会惊讶。」

这种在8月1日晚开始加剧渲染的骄傲，或许在外界看来有些傲慢、矫情。但这种骄傲的背后，是一种身份认同。滴滴从优步那里挖走了不少运营经理，但优步从不这么干。有员工告诉《人物》记者，原优步战略负责人柳甄曾说过，「我们不收滴滴的人。」

让城市出行变得更美好，优步与滴滴目标一致。但优步人不认为自己和滴滴员工属于同一群人。多位员工都提到这个企业行事正派的一面：不要求合作方签署排他协议，不会「购买」咨询公司对市场份额的排名，不请地方领导吃饭。

有优步员工向《人物》指出，滴滴用户如果打车较多，优惠券折扣会变小，因为系统默认该用户已养成消费习惯，如果用户打车少，系统则会发更大折扣的优惠券，以刺激消费。但优步视差异定价有违公平，对所有用户折扣统一。（对此，滴滴相关公关负责人给《人物》记者的回应为，「不能完全这样说，优惠券与整体市场环境和城市营运节奏相关。比如我，我是经常打车的用户，同样也能收到很多打车券呀。而且很多红包都可以抢。」）

在进入中国后的一年多里，优步从来不给媒体发车马费。一名员工称，直至某一任公关总监上任，优步才「入乡随俗」。但这也引发公关同事的疑虑：「我不知道他走的什么样的预算去报车马费，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报这笔钱。」

情怀吸引他们，保护他们，情怀成为激发他们身体内最大潜能的自我暗示。每个人都可以给你讲一个如何完成不可能任务的故事。

长沙在今年2月做过一键呼叫直升飞机的营销活动，从提出创意到落地执行，不过一周时间。而刚开始的时候，负责此事的市场经理符迪萱一没有预算，二没有直升飞机，手上只有4个实习生。她带着他们去找合作方，跟机场沟通，赶制宣传物料。他们熬夜制作一个30秒视频，用手模和纸片介绍了这个活动。成本只有32元，用于纸张打印。活动完成的那天正是情人节，她精疲力竭，回家8点就睡了。

成都市场经理龚姿予讲述的故事是，在一次儿童座驾的推广活动上，合作伙伴发过来的彩色车贴不够完美，时间紧迫，她带着实习生去厂房陪着师傅重做车贴。中间厂房停电，实习生就用自己的车灯照明，直至凌晨4点。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受降大会」

第二天，他们发现彼此的眼睛经过整夜的泪水浸泡而变得肿胀。极度伤心的人也包括柳甄。据一个接近她的人描述，她的表情僵硬，嗓子喑哑，能看出，「哭了很多次」。

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系统仍在自动运转，外面仍有很多优步的车可以呼叫。但所有人工干预、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权限都被总部收回了。按照计划，哈尔滨、徐州、南昌等城市在9月开启，作为先遣部队的「拓展人」本应派出了，但此时已无必要。除了少数几个势在必行的大型活动――比如黄浦江上搭乘热气球――其他市场创意活动均被叫停。

有些员工根本没有来上班。在办公室的人，互相倾诉。难免，又有人哭了起来。

在优步成都，刘全有惊讶地注意到，一个昨天才新入职的经理竟然在和大家一起哭泣。他记得，一天之前，那个人的情绪里还只有愤怒：「你们就这样子被收购了？你们这是恶意隐瞒信息！你们这是恶意招人！」

「我觉得企业文化真的是跟传销效果差不多。他们可能就是在贩卖我们的情怀，很傻很天真。」那一刻，这个念头在刘全有脑中一闪而过，但他也认为，「从商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做得是很成功的。」

下午，滴滴总裁柳青带着4位滴滴高管来到优步北京总部。这是她首次踏入这个地方。她毫无傲慢之气，举止非常优雅，但是，「也察觉不到她有任何的同情」，一位在场的人说。

一场优步全国视频会议开始了。柳青演讲，她的脸出现在每个办公室的屏幕上。

出人意料地，她选择的语言是英语，而且讲得非常流畅。这是柳青过往极少展露的一面，考虑到优步的办公系统是全英文，员工们平时交流也是中英混杂，柳青可能只是在向原来的敌人释放友善。

滴滴总裁柳青第一次面对优步员工做演讲时，她使用了英语，而且讲得非常流畅

但在优步的人看来，整个过程就像「非常屈辱的受降大会」。他们心情沉重，在柳青的讲话过程里，没有任何掌声。柳青用「伟大的对手，史诗般的对决」来表达对优步的尊敬，重申滴滴的价值观，并强调「我们是同一类的人」。

「谁跟你是同一类人？」王淑芬脑中当即冒出的想法是，「我觉得你说的都是狗屎，我不相信。」

接下来，其他几位滴滴高管依次用英文讲话。快车事业部与人力资源的负责人抱歉地表示英语欠佳，才讲起中文。

到了提问环节，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有人问以后租赁公司怎么管理，滴滴方只是含糊地说，该怎么合作还怎么合作；有人问市场活动还搞不搞，滴滴方面不置可否；还有人拿优步比照起快的的命运――快的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15年11月，几乎没有用户，在最近一轮融资后，企业的名字里也拿掉了快的，「滴滴快的」更名为「滴滴出行」。对此，滴滴方同样没有直接回应，只不过把收购声明里的话重读了一遍。

「很多问题没有回答，他们是非常忐忑的。」王淑芬说。

很难说是出于讽刺还是什么目的，有人问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穿人字拖？」另一人则问起能否携带狗进办公室。Uber有着宽松的办公室文化，制有专门的宠物政策，规定多大范围空间可安置一个宠物，员工提前预约。

在如此重大时刻，这当然不是一个成熟、严肃的问题。现场难得出现了笑声。「你不问些切身利益相关的，你问这些有的没的。」王淑芬想。

按王淑芬的理解，柳青完全未预料到这种问题出现，「感觉无所适从」。她绕过了这些问题。

敌对

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滴滴与优步势如水火。

两家公司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气质与外部观感上却有着微妙差别。优步是小团队作战，在编人数800人。滴滴体系庞大，拥有超过6000员工。优步视滴滴为粗鄙的「土狼」――那是创始人程维的外号，而滴滴视优步为来自长城之外的入侵者，因为Kalanick从一开始就提出入股滴滴40%的蛮横要求。

优步成都的微信公号推送「情怀九张图」后，后台有人留言说，「希望大家以后共同发展，做得更好――来自滴滴成都的同事」。

刺眼的两个字是「同事」。大家被激怒了，「谁要跟你做同事！我们要走的。」他们纷纷说。

「我们很大的工作量，都是因为滴滴在。竞争就是这样，对手出一张牌，你就要跟进。」王淑芬说，「几乎所有员工对于滴滴这个品牌都是非常痛恨的，因为你没有痛恨就没有战斗力。」

正如荣誉感可以传递，愤怒也可以。《人物》记者采访的4座城市的优步员工，都否认了平时会与滴滴员工见面、聚会。「就像仇人打架一样。」有人说。另一次谈到激动处，一位女性市场经理说：「就他妈想干死滴滴。」

在市场营销方面，优步做得有声有色，滴滴有时在创意与文案上出现雷同，优步人会非常怨恨，认为对方抄袭。在针对车主的奖励政策上，优步在各城却均是死死咬住滴滴。「比如全天成单奖，拉够12单给你多奖励50块钱，拉够22单多奖励100块钱。我们会相应的，比他们高一些。」一名北京的优步实习生介绍。

优步的战术是后发制人。滴滴如果在半夜12点推出下一阶段的奖励政策，优步就会在1点钟跟进，如果滴滴夜里两三点推出奖励政策，优步就会在早晨发布。

这是一场关于侦查与反侦查的战斗。优步每个城市团队都有「竞品追踪」小组――在很长的时间里对外而言这都是一个相当神秘的部门――负责分析滴滴的产品功能、司机与乘客端的奖励政策，尽可能量化对方在特定阶段的投入。「我们只要醒着，手机聊天工具一直在线，会不断地去更新，如果说出了什么事，我们就去跟进。」前述那名实习生说，她在这个小组里工作了6个月。

为防止己方情报被监视，优步很早就弃用微信，改用Telegram为工作联系工具。优步曾公开指责，腾讯作为滴滴的战略投资方，几度封杀优步各城市的微信公号。腾讯则用公众难以理解的技术术语回应，称故障源于「系统抖动」。

滴滴华南区与华北区的总经理都是从优步跳槽过去的。共事时，王淑芬与他们每天开视频会议，也见面吃过饭，「是一起战斗过的特别好的同事」。但很快，他们都屏蔽了彼此的微信朋友圈。

烧钱

这场战争本质在于融资与烧钱，而赢下的关键是如何有效率地烧钱，让对手损耗更大，直至一方资源耗尽或者中途妥协。

「我烧10亿，他烧30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体量就是1：3，如果同等运营，只要不断花钱，基本上差不了多少。」王淑芬说。「在这个市场上，如果我四他六，我们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比例。30%是一个生命线。就是老百姓已经认为你不划算，或者不喜欢你了，可能就直接把你卸掉了。如果你低于30%，你要马上跟总部申请，多烧钱，抓紧烧上去，不然的话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但坐在旧金山的决策者从来不是予取予求，城市总经理要举出实际困难与解决方案，去说服他们。

司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成为这场绞肉机式战争里的小白鼠。泰伦芦（化名）是西南一座城市的运营组Contractor，他参与的一个项目是，从大数据里选出3批近似的司机样本，分为一个控制组和两个实验组，通过微信群联系。实验组采取不同的刺激方式，比如一个返还平台费，另一个达到相关单量有奖品，而控制组没有任何奖励，但是会告诉他们，「要好好跑单」。

「我们想通过这批司机来做一个实验，看一下哪一种刺激效果最好，下一个月就用这种方式。」泰伦芦说。

每座新开拓的城市有每周500万美元的资金上限。内部竞赛同样残酷，全球城市每周进行各项指标排名，只要进入系统就一目了然。同样的资源赋予，成都表现尤为杰出。至去年年中，成都在Uber全球城市订单量占据第一位。1986年出生、投行出身的成都总经理张严琪因此晋升为全国三位大区主管之一。在Uber全球员工大会上，当张严琪介绍成都团队时，外国员工纷纷起立鼓掌。

不需要附加任何意义，仅仅是这段故事就振奋了所有优步人。受到全球表彰时，张严琪未及而立，他毕业于清华大学，英俊、儒雅，有着运动员一般的健美身材，他是优步新崛起的偶像。人人都想成为他。

另一方面，价格战以异常激烈的方式进行，盈利成了放置于任务栏里的最后一件事。长沙总经理潘琳玲回忆，当去年10月，滴滴快车将价格从1.5元降到0.99元后，她曾顶住压力，死守对应产品人民优步每公里1.8元的单价半年之久，直至今年3月，滴滴开展起半价优惠，「相当于它每公里就四毛九了，逼迫我必须降价。」

春节前，滴滴仅在杭州，一周就要烧掉一个亿。优步人预算不如对方，感到巨大的压力。压力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层层传递。长沙市场经理符迪萱回忆，一向温和的总经理潘玲琳有一天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不断地跑过来对她说：「你看下现在的百分比吧？」这种质问一天内发生了近10次――尽管谁都知道，数据变化不可能短时间内实现。那段时期，符迪萱与负责司机端的运营经理之间关系也有着微妙的紧张感，两人既要配合，也要从总经理处竞争有限的资源。而她最终需要面对的人是自己，唯有更拼命地压迫自己，想出绝佳的营销创意，才能让市场滚动起来。

好在到了年后，滴滴资金一度吃紧，优步猛烧一周，市场份额又冲高了。

疲惫感是挥之不去的，周末加班是常态。身体的疲惫还在其次，更多是精神上的。共享经济是一个美好的概念，回到现实，优步人发现自己陷入的却是一场场的巷战肉搏，而站在对面的，是一个以「让出行更美好」为口号、同样倡导共享经济的对手。

渐渐地，王淑芬感到怀疑，更高补贴能从对手那里抢夺用户，但在市场教育早已经完成的前提下，这种优势只是暂时的，对培养消费习惯并无裨益。「市场份额其实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你可以理解为这是烧钱烧出来的泡沫。」

这当然不是Uber国际投资者乐见的，从年初开始，他们对外释放出不安的信息。一位投资者形容，这场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就像进行到了「棒球赛的第14局」。

但没有任何终场哨声响起的迹象。优步员工们虽然疲劳，仍然军心稳定，像打了鸡血一般。「我们每一天的信念就是我们能赢，而且我们只有500人（优步运营员工，不计300客服）。我们500人做到这个程度。」王淑芬说。

更何况，他们有Kalanick的保证。旧金山总部成立了一个叫做「China Growth」的工程师团队，招募的全是有中国背景的人――曾任北京总经理并创立人民优步品牌的姜智亚亦在其中，以便于与中国团队交流。在多次的总部会议上，Kalanick都提过一个词，「China first」。

Uber的创始人Travis Kalanick曾屡屡提到，「China first」

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过去两年间，Kalanick频繁往来中国。这位创始人在Uber向全球迅猛扩张中彰显其兀傲不驯的一面，但面对中国时，他显得格外温驯。在百度世界大会上，他在幻灯片中打出「和」字，形容Uber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诞辰日，他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牌匾下拍照。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西雅图期间，如果在当地打开Uber，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欢迎他访美的弹幕……

2016年优步订下的目标是进驻100座中国城市，8月时已经拿下61座。「他每一次来中国就说，大家要拼命打仗，我们一定能赢的，总部还可以输血之类的。都说话到这份上，你能不信吗？」王淑芬说。

「现在看起来非常像谎言。非常大，非常大的谎言。那么多的人其实被TK给骗了。」

她忽略的是，商业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残酷吗，但从无例外，棒球赛本该只有9局。

两种平等

Uber是一个重视平等的公司。这种对于平等的尽力追求，在某些角度看来甚至显得不太合理。全球员工享有同样的出差标准，每晚200美元上限的酒店住宿，不论你是在美国、东南亚还是北欧。当然在中国，员工们都很自觉，没有人会用尽这个额度，一般住五六百元一晚的酒店。一个城市团队除了总经理，只划分为经理和OC两层，不论级别，员工有每月333美元的乘车金、68美元的健身补贴。

以上都是事实，只不过有一点小小的例外。刘全有这样的Contractor。

「从法律上来讲，我们（毕业生）是不能当实习生的。」刘全有说，「对于我们定位的问题，有个很大的尴尬就是我们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与在美国总部的情况不同，Uber在中国大量使用实习生――在印度也是如此――很多城市里实习生和员工的比例一度达到5∶1甚至更高。优步实习生估算超过千人。根据城市不同，实习生的日薪在100―180元之间，如果表现好，可以申请高阶工资。

Contractor是介乎在册员工与实习生之间的那类人。他们没有乘车金与健身补贴，没有机会去美国接受名为「Uberversity」的统一培训。他们没有专属的全球员工编号，劳动合同签订给第三方公司。优步中国报称的800名员工里，有500名属于运营核心力量，其他是客服人员。Contractor不在其中，是一个长期被外界忽视的存在。

「很多应届生没有经验，或者是工作能力不强。而优步的招聘门槛一直是很高的。」王淑芬说，「那让他做半年临时工过渡一下，然后再申请。」

在优步成都，所有的Contractor的月薪是一致且公开的，4500元。最初的Offer是4000元，但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最后提了500元。这份薪酬在成都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已算中上。大家普遍满意。Contractor和实习生的工作没有本质区别，做的是一些基础的辅助的工作。

优步充分信任实习生。很多场合交给实习生去和合作方谈判。如果实习生的设想好，也会采用。「让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这一点最吸引我。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历练，这个就足够了。」一名北京实习生说，直至现在她也不认同自己被廉价使用的说法。

你永远能在失败者的阵营里找到痛苦和遗憾。但到了周二下午，其他的情绪也慢慢发酵出来。

「我觉得Kalanick做错了，我们可以证明给他看。」Contractor泰伦芦承认，他产生了为滴滴效力的意愿。Kalanick在收购消息发布的当晚即离开了中国。

「受降大会」结束后，成都总经理方寅在办公室向大家分享他的感受变化，为了照顾一些英语不够好的Contractor，他鲜有地全程使用中文。「之前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就是很郁闷，现在则有一点愤怒。」他是夏威夷长大的美籍华人，来中国前，作为拓展人帮Uber攻下曼谷、雅加达、吉隆坡三座亚洲城市。但现在，他的愤怒在于，事发如此突然，总部如此决绝，他并不比其他人掌握更多的信息。

自始至终，方寅说的最多一句话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

敏感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在收购后的人事处理上，Contractor与在编员工也不相同。后者若在滴滴工作满30天，可以获得6个月的工资补偿（离职则多加3个月）。但善后方案里没有提及Contractor。「我们之后会怎么办？我们全心全意地付出，公司到底把我们当成什么？」在成都办公室，一个Contractor站起来对方寅说，一边说一边哭。

没有人可以回答她。

面对现实

每个人的去向是不一致的。

在8月初的第一周，作为优步资深员工的王淑芬就接到了五六个猎头电话。就像许多优步人一样，她对新工作意兴阑珊，也不愿意加入滴滴。但在8月底，当与《人物》记者再次通话时，她已决定留下。「还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受吧，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怀疑是不是自己做了一个梦。」她承认。

不管情感上如何抗拒，从8月1号那一刻，他们在人事关系上已经归属于滴滴。「认清这个道理后，就只能接受了。」王淑芬说，你不会意识到在哪个时间节点，适应了自己是一名滴滴人的事实。它就是这样发生了。受访者们提到最多的两个词是，「无力」、「无奈」。对于他们曾经瞧不起的滴滴，他们现在拥有的是一个被迫去了解它的机会。

关于Contractor的补偿方案悬而未决，刘全有不再期待，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新工作，马上将入职。他认识的其他Contractor，也不再将情怀挂在口上，考虑的因素变得简单许多，哪里合适就去哪里。

在优步最高级别的三位大区经理中，张严琪和罗岗进入滴滴，分别负责二手车交易和加油的新项目。汪莹留守，统领优步。此时优步已经成为滴滴下属的一个事业部，但两者在拼车上的竞争仍在，按照内部说法，一切未定，谁做的好就是谁留。

尽管像是被突然弃用的卒子，美籍华人方寅仍选择重新申请Uber的职位，他人已至新加坡。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辞职者是原来的优步广州总经理，他是一个香港人，也回归了Uber。未来，他们与中国旧同事会有交手可能。8月中旬，滴滴宣布投资打车应用GrabTaxi。而在东南亚市场上，GrabTaxi是Uber最大竞争对手。中国的专车大战结束了，全球的战火还将燃烧。

没有人见过原优步战略负责人柳甄，她就这样消失了。据说她很伤心，去休假了。

随着一些细节披露，商业世界的残酷性展现无疑。8月初，有一批入职不久的优步员工被送去旧金山参加Uberversity的培训，刚下飞机，就知道了坏消息。总部不让他们进门，并取消酒店预订。他们唯有自己解决剩下的回程。最后，由滴滴报销费用。

迟则生变。Uber在收购消息发布后即指示，员工需与中国优步在工作层面切断联系。一位优步高管发现，他直接对接的美国负责人，再也联系不上了，邮件不回电话不听。他收到对方的最后一个信息是，「Sorry.」同时期，Uber总部的China growth团队宣布解散。

「很多历史事件是相符的。」王淑芬说。这让人以为她接下来会举一两个当代著名企业并购案例，她描述的却是冷兵器时代的场景，「我在前线浴血奋杀，元帅在大营里说，我们已经投降了。这种感觉刻骨铭心。」她承认这是促使她接受《人物》记者采访的原因，「我们的努力不能被否定。」

她以前从未体会过败军之将的滋味，却决心投入巨头的战争。回想起来，她仍然认为，所谓的情怀没有错，优步骄傲没有错，甚至对于滴滴的痛恨都没有错。但生意就是生意，碾压过这一切的时候，毫不留情。以前如此，可能以后也如此。现在，她体会到了。

滴滴的胜利，不等于滴滴所有员工的胜利。欢呼雀跃的庆祝过去后，他们将接受内部称为「优化计划」的新一轮考验。由于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消灭，很多职位变得冗余，更何况还有来自优步的诸多精英等待内部消化。一个尚待验证的说法是，滴滴大约20%的人会被裁员。

另一方面，很难视Kalanick为一个失败者。Uber投掷20亿美金，得到的回报是一个估值35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20%的占股。

这场收购具有所有的戏剧性。而它又是如此普遍，在当下互联网变革潮中，每个垂直领域大概都会经历这样的厮杀与阵痛。

有些时候，未来与过去在同一时间线上重合运行。7月28日恐怕是优步人最后欢欣的时刻了。当天，交通运输部出台网约车新规，符合条件的私家车可登记为网约车，这意味着行业正迈向合法化。但也正是这一天，柳甄和几位高管汇聚北京与Kalanick见面，在震惊中得知优步将成为过去时。没有任何一个优步人参与到这个决策之中。

滴滴想象的是未来。多年后的未来，也许无人驾驶已经成为新的出行方式，也许滴滴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彻底打败Uber，也许不是，没有人知道，毕竟那是未来了。然而整个故事，和未来、生意以及一个可能伟大的企业并不相关，重点是当下，一群带着理想的年轻人，他们在商业战场经历过怎样的洗礼。他们的激情、眼泪与骄傲。

「让你骄傲的不是Uber，是你的青春。」有人说。

柳甄是原优步战略负责人，在交通部出台网约车新规的当天，她在震惊中得知优步将成为过去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所有实名受访者接受采访的时间均在收购消息传出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