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人工智能竞赛：合作抑或对抗？

美国与中国人工智能竞赛：合作抑或对抗？美国正愈发执着于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取得胜利”，但这一策略可能忽略合作带来的潜在益处，并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拜登政府近期出台的新出口管制措施，旨在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防止最尖端技术落入中国手中，此举延续了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遏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

美国与中国人工智能竞赛：合作抑或对抗？

美国正愈发执着于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取得胜利”，但这一策略可能忽略合作带来的潜在益处，并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拜登政府近期出台的新出口管制措施，旨在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防止最尖端技术落入中国手中，此举延续了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遏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与此同时，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和Anthropic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等人工智能领域重要人物也公开呼吁“击败中国”，这种氛围下，未来美国政府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全球咨询公司DGA集团合伙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宾夕法尼亚大学“美中关系未来”项目高级顾问保罗·特里奥罗，以及曾负责台湾电子公司HPC中国区业务的资深企业家阿尔文·格雷林，长期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及美国制裁政策的影响。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就美国最新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硅谷对相关政策的态度以及将人工智能视为“零和博弈”的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过度强调竞争可能带来的全球性隐患，并呼吁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合作潜力。 以下是对谈内容的详细阐述：

一、美国新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解读与影响

问：你如何看待美国政府本周出台的新人工智能扩散规则，该规则旨在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特里奥罗：这项规则主要针对高性能计算集群，并对最先进“前沿模型”的专有权重进行限制。然而，模型性能水平的具体界定尚不明确。此外，大多数开放权重（自由共享）的人工智能模型通常由用户（包括中国主要的人工智能公司）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 这种复杂且含糊的规则给美国及西方的大型和中型超大规模企业带来了显著的不确定性。对于谷歌、微软、亚马逊和甲骨文等超大规模企业而言，这可能导致国际扩张步伐放缓或复杂化，合规和法律成本增加，全球研发计划受干扰，以及执法要求不明确等问题。

二、此前制裁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影响

问：此前的政策措施，包括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实施的制裁，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特里奥罗：美国的出口管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步伐。但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这些制裁反而促使中国政府更加注重团结一致和推动自力更生。为应对制裁，中国政府投入了数百亿美元，支持本土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迎头赶上或扩大生产能力。 这种努力已经引发了半导体行业的重大变革，提升了中国在开发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所需先进硬件方面的能力。 中国的人工智能开发者展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擅长利用西方公司的传统人工智能硬件，并逐步将国内的替代方案整合到自身的开发流程中。尽管发展速度可能不及西方同行，但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领域的持续创新势头依然不容小觑。

三、硅谷“击败中国”论调的分析

问：你认为为什么硅谷有这么多人现在都在谈论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击败中国”？

特里奥罗：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保守派风险投资家（主要集中在硅谷）与那些依赖夸大“中国威胁”来建立商业模式的科技公司联系紧密。 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因为它将“中国威胁”、个人利益以及对高级人工智能监管的反对混为一谈。更严重的是，这种叙事将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描绘成一种“零和博弈”，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观点。

特朗普政府深受这种“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科技领袖和风险资本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OpenAI的奥特曼和Anthropic的阿莫代伊等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通过撰写文章、发表评论或发布公司声明等方式，强化了关于中国人工智能威胁的论调，并推动了零和竞争的观点。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一立场，例如埃隆·马斯克就一直呼吁国际合作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强调人工智能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其中也包括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

四、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地位的真实性与风险

问：难道美国不希望在人工智能领域击败中国吗？

格雷林：这种思维方式暗示，中美之间在任何领域的合作——即使是在医药、能源开发等双赢的领域——都应为了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而避免。然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确保对另一个国家保持持续的领先优势，更不用说“赢得”这场竞赛了。

推动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政策的核心逻辑，建立在对未来冲突的假设之上。尽管人工智能可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一观点本身仍然模糊不清。美国官员们迄今难以明确指出人工智能中所谓的“重大军事用途”究竟指的是什么。

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协作研究对人工智能的基础性进步至关重要。全球近一半（47%）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出生或接受教育。破坏这种互惠的良性循环显然存在巨大风险，且可能适得其反。当前的趋势似乎正朝着孤立化的方向发展。另一个重大风险是，中国可能会退出国际社会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多边合作。一旦如此，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体系将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问：美国实际上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多长时间？

格雷林：硅谷曾普遍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上相较中国领先一到两年。然而，这种优势似乎正在缩小。一些来自中国的生成视频和图片的热门模型，性能已与美国的领先产品不相上下。尤其是最近发布的DeepSeekr1和v3模型，在性能上分别超越了OpenAI的o1推理模型和GPT-4o模型。这表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计算逐渐从训练转向推理计算（即运行模型而非训练模型时所需的计算），对采用最先进半导体节点制造的芯片的依赖正在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DeepSeek公司仅成立于2023年，员工人数不足100，其计算资源也远少于西方顶尖实验室。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的技术限制，实际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开发者变得更加具有创造力，并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此外，中国在获取训练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私人数据方面或许也具备一定优势。

然而，随着各国政策限制跨国数据流通，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显现：未来可能会出现193个高度智能但受制于各自文化和价值观的“主权人工智能”模型。这种局面或许对英伟达等公司的股价是个好消息，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却可能是一场反乌托邦式的噩梦。

五、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建议

问：你对即将上任的总统及其政府有何建议？

特里奥罗：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人工智能竞争，不仅对两国自身，更对整个世界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竞争可能危及全球和平、经济稳定以及技术进步。因此，我建议中美两国重新审视并调整各自在人工智能发展上的策略，不再仅将人工智能视为军事竞争的工具。

双方应建立强有力的对话机制，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标准，并推动组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联盟。同时，两国还需就人工智能的负责任使用达成一致，携手开发监控并遏制人工智能全球滥用的工具。此外，各国政府应为跨国学术和产业合作提供支持与激励。例如，一个类似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项目，将为全人类创造更大的价值，并可能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案。而今天许多人倡导的“人工智能版曼哈顿计划”，则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带来更多不必要的冲突和风险。我们面临的选择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是沿着几乎必然导致两败俱伤的对抗之路继续前行，还是转向合作，为所有人创造一个繁荣、稳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