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虚拟运营商业内人士:我们没利润推进实名制》虚拟运营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将在2015年年底结束,经过将近2年的发展,拥有不同行业背景的42家获得牌照的虚拟运营商处于集体亏损状态,牌照的正式发放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灵活、创新的优势,2013年,工信部发布《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并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
虚拟运营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将在2015年年底结束,经过将近2年的发展,拥有不同行业背景的42家获得牌照的虚拟运营商处于集体亏损状态,牌照的正式发放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为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灵活、创新的优势,2013年,工信部发布《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并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
2013年12月,工信部发放了第一批移动转售通信业务试点批文,我国移动转售业务正式落地。
公开消息显示,截至2015年8月30日,虚拟运营商总用户约1123万,而在今年5月底,虚拟运营商用户数量突破600万。短短3个月,虚拟运营商用户数几乎翻倍,虚拟运营商业务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不过,垃圾短信治理问题、实名制、批零倒挂、码号资源短缺、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值偏低、商业模式不清晰等困扰虚拟运营商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太大改观。
垃圾短信治理到底谁是主角?
9月29日,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就170号段垃圾短信息治理问题,约谈了远特通信、贵州朗玛、北京国美、深圳爱施德、天音通信、苏宁云商、分享通信7家虚拟运营商负责人。通信世界网总编辑刘启诚表示,1000多万的虚拟运营商用户中有三分之二的170卡是用来发垃圾短信的。
说到治理垃圾短信,记者采访虚拟运营商业内人士李涛(化名)了解到,垃圾短信治理基本上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监控短信内容,这个虚拟运营商没有;二是根据短信发送行为进行管控,最好是发短信的行为实时管控,虚拟运营商拿到短信话单都是短信行为半个小时以后了,时效性太差,半个小时能够发出去几千条上万条短信,识别出来再治理也是事后了。”
“虚拟运营商只是做用户,基础网络还是基础运营商负责的,主要还得靠基础运营商来治理垃圾短信。”李涛表示。
也就是说,虽然垃圾短信的源头在虚拟运营商处,但监控还是得靠运营商。不过,“就算基础运营商集团承认这个问题,垃圾短信管控在各省。”李涛讲到,“省里觉得170的号码不是自己的用户,甚至数据都不配置,也就很自然地被漏过去了。”
手机实名制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
为严厉打击垃圾短信和手机犯罪,工信部出台两项管理新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与《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规定要求9月1日起,国内用户在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无线上网卡开户时必须进行实名登记,这其中包括从报刊亭等社会渠道购买的手机卡也需要实名登记。
据黑号统计分析显示,170号段中恶意电话占比达8.6%,其中1705号段在抽取的1000条短信中的恶意短信占比高达99.2%。根据“天下无贼”反信息诈骗联盟的分析,9月1日手机实名制实施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705号段竟然下降了近25万个号码(未实名之前是535396个号码)。
据了解,骗子之所以选择170卡进行诈骗主要原因是170号码资费较低(即ARPU值偏低)。虚拟运营商由于自身盈利能力较弱,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为了抢占市场,现阶段的首要目标是把用户规模发展上来。但是,限制于利润空间和盈利模式,出现渠道养卡和违规办理情况,以至于非实名卡泛滥。
今年初,工信部的暗访调查曝光,抽查蜗牛移动在浙江地区实体店和网厅各两家,其中实体店违规率为50%,线上违规率为100%。
据了解,虚拟运营商想要做到手机实名制,其实需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大的。于是,对于本来就亏损的虚拟运营商来说主动去规范手机实名制显然不太现实。
比如,要想做到手机实名制,第一种选择是要求物流验证本人签收,回收身份证复印件。“但是虚拟运营商对于外部物流的控制力度有限,要求必须有自由的物流渠道又不现实。”李涛讲到。第二种选择是自己发展营业厅,更不现实。第三种选择是对代理商提要求,必须有验证实名制的身份证读卡器。但是有身份证读卡器的代理商收的提成比较高。
投入过大使得虚拟运营商在手机实名制方面很难规范。“虚拟运营商没有利润空间可以做这些事,经济负担比较重。任何一种方式都会加重虚拟运营商的负担……”李涛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事实上,业内专业人士认为,即便是实名制后,由于虚拟运营商ARPU值偏低,渠道养卡的现象也是很难避免的。
虚拟运营商一窝蜂跳坑?
在调查采访几家不同模式的虚拟运营商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虚拟运营商都没有实现盈利。一份调查也显示,虚拟运营商一致认为,转售业务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业务,大部分虚拟运营商期望在三年左右达到收支平衡。
事实上,移动转售的门槛非常高,不是谁都能玩得起的。首先,虚拟运营商前期在IT系统建设、人员、营销、管理等方面的投入都是动辄几千万元的级别。除了投入大之外,“ARPU值不高,与运营商之间还存在一个费用结算的问题,也是使虚拟运营商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原因。”刘启诚对记者说。
某虚拟运营商高管讲,“虚拟运营商相当于创业,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这个0相当于从零开始组建一个团队,从零开始进行产品的设计、规划,从零开始进行整个IT系统以及流程的建设,每一步都很难。而外部的难则来自于与运营商不平等的商业关系,比如批零倒挂现象。”
上述虚拟运营商高管表示:“移动转售的游戏规则由运营商、国家来设定,虚拟运营商是被动接受者,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款。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环境。”
为什么是一个不平等的条款,大家还愿意去接受?该虚拟运营商高管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初,都是从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任何一个领域的开放,开放之初从来都不是公平的,从来都是带了很多限制、歧视、不公平的条款等。但是民营企业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机会,是因为民营企业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向纵深发展下去,所以它愿意在这个点卡位,它期待未来会朝着市场化、公平、透明的一个环境去演进。如果真的演进到那一步,就证明现在的卡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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