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尼治天文台：民族、帝国与世界的文化记忆

提到格林尼治，各国民众的记忆大多与此地的天文台有关，即格林尼治天文台。英国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在2001年出版的《伦敦传》中提及，天文台这里有一条标示了本初子午线的黄铜轨，还有一个向大众展示格林尼治时间的信号球，每天下午一点准时坠落

提到格林尼治，各国民众的记忆大多与此地的天文台有关，即格林尼治天文台。英国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在2001年出版的《伦敦传》中提及，天文台这里有一条标示了本初子午线的黄铜轨，还有一个向大众展示格林尼治时间的信号球，每天下午一点准时坠落。二者分别将人类为地球设定的东西半球分界线和世界标准时间实体化。时间信号球主要用来帮助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校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还可以让航船通过附近海域的海员校准海上用的精密计时器，从而准确定位所在的经度。

准确测量经度正是查理二世在1675年力主兴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原因，因为观测星象和测量经度是密不可分的两项研究。水手只有准确了解到所在的经度，才能让帝国的船只驶往预定的方向。设计师克里斯托弗·雷恩向查理二世提议在格林尼治城堡的原址上兴建天文台，理由是天文台的高度加上山坡的海拔高度可以超过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而且这里烟尘较少，利于天文观测，离伦敦城又不是太远，便于在此工作的科学家和伦敦的学者圈子交流信息。

格林尼治城堡所在区域的功能自此发生了变化。这片区域在爱德华一世时期曾兴建过王室居所，也是都铎王朝的君主亨利八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出生之地。查理二世复辟后意在此兴建行宫，雷恩的建议使君主的宅邸让位于科学的圣殿。在格林尼治天文台面向泰晤士河一侧的山脚下，查理二世的后代建造了服务帝国海军事业的医院，后成为海军学院和航海博物馆。站在正对老海军学院的泰晤士河北岸，能看到学院环绕着曾经的王室宅邸，宅邸正上方的山坡上竖立着被称为“加拿大征服者”的詹姆斯·沃尔夫立像，雕像的右侧是格林尼治天文台。这样的景观是英帝国盛期的缩影：受惠于天文台的研究成果而完成一次次海上远征的殖民者们，为王室和王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财富。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该区域认定为名为“海事格林尼治”的世界文化遗产，理由包括这里的建筑代表了人类艺术和创造力的巅峰，展现了英国王室在17至18世纪的影响力，以及天文台所确立的本初子午线和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均为世界标准。世人对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兴趣并未随着时间消退。过去十余年里，《英国科学史期刊》发表了近十篇有关该天文台的研究论文，作者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结合了经济与文化视角。由此带来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各国民众顺着同一个坡道抵达格林尼治天文台时，被唤醒的却是不同的记忆。

对于英国民众而言，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建立意味着此地与君主的联系弱化，而与帝国和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天文台使用的时间信号球由天文学家和水文学家共同设计，是19世纪英国科学发展的重要体现。1852年后，信号球由天文台内的钟表发出的电流控制，使之坠落的时间更为准确。类似的装置随后在英国主要港口出现，如肯特郡的查特汉姆港等。天文台还通过电报公司的通信网络、火车线路和邮局，将格林尼治时间输送到英国各地，改变了英国各地采用不同地方时的情况，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提供了本国的标准时间和现代的时间观念。

而在被英帝国殖民的一些地区和城市，如新加坡、开罗、布里斯班等地，纷纷于19世纪下半叶采纳了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科学家们设计的时间信号球，并通过电报公司的网络接收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信号。正是遍布全球的时间信号球，与本初子午线一起，共同维持着英帝国的海上航运。在英帝国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于19世纪采纳了格林尼治子午线作为本国划分时区的依据，加之当时世界上有72%的商业航线（按吨位计）采用了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基准的航海图，因此，1884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经25个参会国代表投票表决，认定应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格林尼治标准时间随之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用。

对于世界各地的民众而言，格林尼治天文台就是全球标准时间和本初子午线的代名词，是人类认识当下世界的手段之一。除了时间信号球之外，天文台的谢泼德门钟更为精确地展现了格林尼治时间，钟的下方还陈列了英码、英尺和英寸的标准长度的金属片，二者均在19世纪50年代首次出现，旨在向公众呈现“标准”。对使用公制的国家的民众而言，可能会觉得把英制距离标尺和格林尼治时间放在一起略显突兀，因为前者是地区性标准，后者是世界性标准。同样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当他们跨立在标示本初子午线的黄铜线两侧时，打开GPS定位器，会发现这里的位置是西经五弧分，距离真正的零度经线120.5米。

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格林尼治天文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台，而是一座博物馆。格林尼治在19世纪末被从肯特郡划入伦敦市后，当地经历的城市化带来了空气污染及人造光源和电磁波污染，影响了天文台的各项研究工作。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对伦敦的轰炸，导致天文台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分散到全国各地。战争结束后，天文台的主要功能被转移到了70公里外的新天文台，格林尼治天文台则成为观光景点。直到2018年，格林尼治天文台重新架设了最新技术制作的望远镜，可以排除人造光源对天文观测的影响，这里才从历史遗迹变回真正的天文台。

无论是格林尼治天文台标示本初子午线的黄铜轨与科学测量的子午线之间存在误差，还是格林尼治天文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徒有天文台之名，都不影响世界各地的游人来访的兴致。与此同时，这也表明作为文化记忆的格林尼治天文台是经过不断层累、删减和塑造而形成的。

作为英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象征，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其他科学机构共同奠定了英帝国繁荣的基石。无论是周边兴建的与航海有关的建筑，还是时间信号球在每天下午一点准时坠落这一极为简短的仪式，又或是不随着实际情况调整的本初子午线标示，共同在过去345年里把格林尼治天文台塑造成了英国民众的文化记忆，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随着英帝国的扩张，格林尼治子午线和时间从英国的国内标准，演变为帝国的标准和统治工具，再演变为世界性标准，以不同身份进入不同群体的记忆中。正因如此，这种文化记忆并不仅仅与单一民族认同关联，还关联着更大范围的群体认同。无论是传记作家还是世界各国科学史学者留下的文字，都持续传递着关于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记忆，吸引了更多人走访格林尼治天文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