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治理”这一概念内含了协调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多种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智能化更加突显了治理方法的科技引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治理”这一概念内含了协调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多种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智能化更加突显了治理方法的科技引领性。随着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全面铺开，围绕数据采集和信息整理的相关服务，诸如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将随之蓬勃发展。大数据技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将深化我们对智能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治理规律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有助于增强社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体系”即复杂巨系统，在系统工程的意义上，大数据技术是社会治理体系获得科技支撑的物质基础，能够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化持续赋能。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建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具有两大方法论优势：一是系统集成。大数据技术能帮助我们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在更加多元的维度上实现“1+1>2”的治理效能。二是深度学习。以数据密集型的大脑式计算方法打造智能化核心驱动力量，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在社会化大生产快速发展的今天，地理上的以及行业的边界日益被人口、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动所打破，社会网络空间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越来越鲜明。但是，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总体图景的变迁，社会治理体系的系统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社会治理体系碎片化和力量分散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智能科技介入将极大地提升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进而实现标本兼治和持续有效的长程管理。

第一，以新基建为契机，锻造强大的信息能力。大数据技术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随机采样，而是能反映总体情况。正如美国数据科学家迈尔·舍恩伯格所言，“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大数据技术的进步能让我们更加完整和精准地认识世界，一个大规模应用数据、组织生产和共享经济的时代正在开启。近来新基建被广泛重视，它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可以说，新基建将极大地带动社会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升级。受益于当下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社会治理体系具备了大数据采集与计算的物质条件。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将驱动社会进入万物互联时代，5G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了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尤其是5G网络，与4G相比具有高传输、低延迟、泛连接的特点，应用场景涉及增强型互联网、3D视频、云办公、增强现实以及自动驾驶、智慧城市、智慧家居等。以5G网络为主体架构的新一代“信息高速公路”将为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传递提供一条宽阔的高速传输信道，这是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强大信息能力的保障。

第二，建设城市大脑，提升协同治理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强调整体性和协同性，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的层次呈现多元化和弥散化，给协同治理带来了挑战。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人工智能如同云端大脑，依靠“信息高速公路”传来的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和系统演化，完成机器智能化进程。目前方兴未艾的城市大脑建设正是这一进程的典型代表。就当前的实践看，城市大脑主要是为公共生活打造的数字化界面，包括交通出行、数字旅游、卫生健康、应急防汛等若干系统的应用场景，每天生成的协同数据多达上亿条。来自四面八方的在线数据不是“静态的”、而是“运动的”，城市大脑汇集的主题场景皆为现在进行时。随着数据采集的颗粒度越来越细，城市大脑能够高效便捷地掌握社会治理场景的确切信息和事件资料。此外，在城市大脑建设中，多种网络实现有效连通，信息访问、接入设备的协同运作打破了过去部门、企业、团体之间的数据孤岛，从而推动形成了立体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城市大脑主要通过模型、算力和算法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治理目标剔除干扰，提取信息，进行研判和预测，从而获得智能化解决方案，从技术上保障了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

第三，立足民生改善，做好智能公共服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家建设得好不好，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新一轮大数据智能化的浪潮将会对包括智能制造、数字媒介、科技创新、医疗、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提升智能化公共服务水平，就是要围绕民生改善，充分利用好泛在于社会各领域的数据资源，加快释放“数字红利”，有效调配公共资源，协调多方利益。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覆盖城乡的无线政务应用服务平台，开发并完善一体化移动办公系统，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重要民生问题上解难题、办实事。再如教育领域，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将普遍化。在传统教育模式下，边远地区的学生较少接触高质量的教育资源，随着5G、VR/AR、AI等技术引入教学场景，就会给他们带来与大城市的学生一样的学习体验。当社会因教育资源均等化而实现整体素质的跃迁，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也会相应地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团结。

第四，着眼风险防控，开发适用于社会治理体系的CPS。社会治理涉及面广、问题复杂，不仅需要定性判断，还需要作科学的定量分析。社会治理体系可利用5G网络超大连接的优势，收集社会治理策略执行后的各项微观数据，并且进行实时监测、量化分析、动态预测、评估效果，客观评估社会安全总体形势。然后，根据监测到的大数据科学研判发展趋势，依据相关信息反馈，调整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政策。CPS即“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能够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过去它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中，如今也可用来提升社会治理的运行效率。把CPS引入社会治理体系，对特定场景进行数学建模，并将模型映射到虚拟空间，实现决策过程的“人机结合”，有助于决策者对政策效果实施多方位和可能性推演，从而在社会治理中做到态势感知、风险预判、及时响应、预备处置。5G网络结合AI场景应用，为基于CPS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多主体协同行动能力，让防范重大风险社会问题真正成为可能。

第五，加强自组织建设，打造学习型社会和智慧社区。大数据技术的确可以充分整合政府部门和基层社会数据，排除社会安全隐患、管理好人口流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提升社会管理质量。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在被动地接受管理，社会系统运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治理体系无论多么完善，都不能削弱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相反它应该内嵌于社会自组织中才能发挥长效作用。因此，谈及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千万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全场景智能化监控”。在系统科学的意义上，自组织主要是社会有机体自我演化出的一种秩序结构，它主要受规则支配，而且这种规则能够随环境变迁不断变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其内涵不止于知识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交流和群体智慧的形成，这是社会自组织的基础。在5G增强网络的矩阵中，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将更加紧密，社会群体之间深入互联互通，形成广泛的交融和理解。基层群众通过各类移动平台（App）使利益诉求和公共意见产生碰撞，大家在交流中生成社区智慧，以共识为基础的“想法流”把各方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从而增强社会网络韧性、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