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创业者正在告别“硅谷崇拜”

在刚过去2013年，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与所谓的 “创业圣地”硅谷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了。也就是说：硅谷发生了些什么，硅谷的创业者们在做什么，硅谷的“下一个创新趋势”是什么，至少在过去的一年，中国的创业者明显地越来越不关心了

在刚过去2013年，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与所谓的 “创业圣地”硅谷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了。也就是说：硅谷发生了些什么，硅谷的创业者们在做什么，硅谷的“下一个创新趋势”是什么，至少在过去的一年，中国的创业者明显地越来越不关心了。

你可能会一上来就反驳我。但我想说的是：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和投资人与硅谷心理距离的远近，与是不是每年至少去一次CES、一次GoogleI/O大会，以及去硅谷参观考察多少次，关系并不太密切。至少我们PingWest的读者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手报道过的那些正在硅谷发生的前沿的科技创新公司和它们背后的模式，他们真正关心并且觉得对自己有用的，越来越少了。事实是：硅谷已经不再是中国那些比较成功的创业者的“灵感”来源。如果你细数一下2013年在硅谷发生的那些引爆潮流的事，除了比特币这个具有普遍被用来进行金融交易的特殊例子之外，有哪些在硅谷的其它领域最热门的初创公司，以及新出现的明星公司在中国被普遍学习和复制而且成功了？是Snapchat？还是Coin、Square和Box？再不然是LinkedIn、Airbnb、Tumblr或者Tesla?

都没有。那种大规模集体复制美国社交应用、图片分享应用和团购网站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看到的越来越是中国和硅谷在科技创新趋势上的两条平行线：在美国，2013年“大数据”的爆炸是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你陆续发现了一系列大数据分别侵入网络存储、金融、法律、电信、社交网络广告、人才招聘、信用体系和物流等领域的初创公司；而另一个典型的趋势是企业级服务的复兴――越来越多个性化界面和设计的企业级软件工具，开始出现并服务对办公的移动性、灵活性和远程协作有着日益迫切需求的新型公司，而这一领域的明星级公司Box也传说将在2014年上市了。而在中国，大数据相关的公司这两年仍普遍集中在社交媒体分析与广告营销领域，企业级服务市场波澜不惊，偶尔的一两家在扮演“先驱”角色。这边最热门的趋势是互联网金融和理财产品，以及无处不在深入到人们生活需求细节各个方面的O2O本地生活服务；哦，还有以智能电视和路由器为代表的传统硬件改造――硅谷的创业者绝对不会想到，智能电视和路由器能在中国被做成这个样子。

即便是在交通工具类app和比特币这两个在中国与硅谷看似高度重合的热门领域，它们做的事在实际上也有本质的不同：在硅谷，Uber和Lyft这种租车和搭车类的工具更流行，而在中国则切换到了大城市“打车app”的情境中。在硅谷，与比特币相关的创业者更多地下沉到了支付和交易环节，例如比特币钱包Coinbase如何让人们使用比特币获得PayPal那样的体验，而在中国，比特币创业仍处在上游环节：例如挖矿、兑换和安全……

现在还无从评价中国创业者与硅谷创业者日益“离心离德”这件事是好是坏。我自己的态度其实还挺乐观的――因为这至少意味着一种做事方式的转变：是追着“概念”还是追着“需求”。至少，中国有了一款掌握全国10%电影票房收入的app“猫眼电影”，那是因为看电影贵、人多且院线信息不对称，人们需要这样的东西；中国有“阿姨帮”和“饿了么”这类的O2O产品，是因为这种快速的寻找到附近生活援助服务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打车app在中国迅速引爆是因为交通问题和打车永远是在国内一线大城市生活的痛点。而百度和支付宝等推出理财产品，是因为国内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信息化程度极低、沟通流程及其繁琐，但互联网能激发人们潜在或已经存在的理财需求――顺便说一句，我妈妈这一两天就会成为“余额宝”的理财用户，我没有告诉过她老人家任何关于余额宝的事，这完全是她自己在逛淘宝的时候发现的，而且比起那些“余额宝”瞄准的1980和1990年代出生的、每月盈余不多又想理财的年轻人，她老人家显然是入场大户。

可如果你做本地生活需求服务应用学Zaarly，交通类app学Lift和Sidecar的话，那就真的死定了――但几年前，我们的创业者们普遍就是这么做的。前不久跟陌陌的创始人唐岩闲聊天，他很好奇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团队在大张旗鼓地做“中国的Snapchat”，阅后即焚社交应用。我说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做啊？陌陌和YY包括微信，有哪种热门的社交工具在美国是有样板的？

造成中国和硅谷两个“平行世界”，以及中国创业者越来越少在灵感、情感和模式上依赖硅谷“创新源泉”的原因，除了人所众知的一些原因――比如政府监管与市场特殊性等因素之外，其实还与中国近两年来互联网创业生态系统的深层次演进和变化有关。在我看，至少有三点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开始建设性地参与国内互联网创业的生态，让创业者有多找到现实方向和出路的可能性，也让创业者更容易获得回报――

2009-2012年间中国互联网创业者普遍“向硅谷学习”或“复制硅谷模式”的现象是建立在对国内创业环境的苦闷和绝望的前提下的：一个精益的创业团队的一个创业项目一旦初有起色获得关注，巨头马上扑过来复制它，依靠自己的流量红利迅速消灭初创公司。而“借鉴硅谷模式”对创业公司的成本和风险相对偏低，相同领域而一旦国内巨头也复制或抄袭的话，则面临更高的来自海外的诉讼和法律风险。

但从2012年开始，国内以BAT和360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与初创公司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前者成了后者的战略投资者，甚至最后的收购金主。算一算过去一年就多少家初创公司甚至已经进入成长期的创业公司接受过巨头的战略投资或索性被收购就清楚了，这种关系的变化是根本的：因为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加强，创业者就更容易专注在思考如何探寻本地用户的需求这件事，从而加速了“接地气”的过程。另一方面，创业公司也能从腾讯、百度、阿里巴巴、360、携程和小米们的方向和需求上，更精准地定义自己的产品和业务方向――这些巨头深谙国内用户的需求和运营，更重要的是，与过去不同，它们现在或多或少地都留出了投资初创公司，或与初创公司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的空间，帮着初创公司“接地气”。

也就是说：只有当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和360们的行事风格越来越像硅谷的Google、Facebook和苹果这样的巨头，中国的初创企业才能从模式到产品上，越来越不像硅谷的创业公司。而在我看，这当然是件好事。

第二，创业者本身质素的提升，让中国互联网创业团队在一些领域的产品和运营水准，日益接近或等同于硅谷的创业公司甚至超过它们，这在一些领域内降低了对硅谷的心理依赖与崇拜――

这两年国内创业者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草根创业者”人数从比例上开始降低，而具有在国内一线主流科技公司――例如腾讯、百度、阿里巴巴、360、盛大、新浪、网易和Google中国等的创业者越来越普遍。这些在大公司做到一定管理层位置、获得了财务相对自由的创业者，心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草根创业者。他们在大公司积累的产品开发的方式、对国内用户习惯和需求的熟知程度与长期以来、运营和参与公司运营的规范化经验，加上自己在业内一些既有的人际网络关系和知名度，让他们的创业起点和质量明显高于几年前的那一批创业者――至少这意味着初创公司更高的成活率。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做出了唱吧、陌陌、猿题库和YY这样的明星和准明星级产品――而这些产品的经验和灵感，更多的是来自他们既有的从业经历和观察，而不是硅谷。

即便在一些新兴领域――例如移动医疗和可穿戴设备，在越是新兴的领域，你甚至发现中国的一部分创业者与他们的硅谷同行们的水准是相当接近的，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硅谷的同行们。我曾经略有点开玩笑但其实是认真地说过：PayPal联合创始人Max Levchin现在做的那款管理女性生理周期的app，几乎就是柴可的“大姨吗” 40%的未完成版：如果从用户数量、产品的细节设计、数据的精细程度、社区的活跃度乃至与周边硬件厂商合作的开放度上来说，我愿意承认――“大姨吗”比Glow的水平高，而“大姨吗”的起步时间也略早于Max Levchin的Glow。当这样的例子变得越来越多之后，“祛魅”硅谷――或者至少是不去人为神化硅谷的每个产品和每个模式，就会在国内的创业者当中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

第三，在中国创业者告别硅谷崇拜之前，硅谷的风投已经告别了中国创业者――

这几年，一些国内的风险投资基金和大公司投资基金，开始有意地瞄向硅谷的初创公司或东南亚地区的创业公司，寻求战略投资以助其实现海外扩张。但另一方面，硅谷本土领先的风险投资基金，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封闭。而一些新崛起的投资业绩显赫的VC机构，中国甚至从来没在它们的视线中出现过。

这一点也不是夸张之辞。在中国的美国VC机构，老牌的除了DCM、KPCB、红杉资本和GGV，以及彻底本地化的经纬中国（Matrix Partners China）投资基金，大多数基金在中国基本处于静止状态，你很少会在那些著名的投资和交易中看到那些“大牌美国VC”的身影。其中曾投资过百度的老牌硅谷VC德丰杰基金（DFJ）将解散在中国的办公室。这其实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态度――中国的案子对他们来说越来越贵，退出通道少，而且又不容易一下子看懂，于是索性放弃了。

在中国单笔投资案子越来越贵、退出机会匮乏和上市窗口期关闭的局面还没来得及改变的2012年，大量的硅谷VC对中国采取了观望甚至放弃的态度。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新崛起的一代硅谷风险投资机构――例如Greylock、Andreessen Horowitz、FloodGate、Khosla Ventures和SV Angel等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和态度。PayPal和LinkedIn的创始人Reid Hoffman参与创建的Greylock Partners曾短暂地在中国有过一个投资合伙人，但早在2012年就悄悄地撤回硅谷了。除此之外，Andreessen Horowitz和SV Angel等对中国的态度一直相当谨慎，Khosla Ventures更是明确表示过：现阶段不会贸然进入这么一个它们完全无从把握的市场。

硅谷最强势的新一代VC与中国的隔膜，让中国创业者与硅谷VC实质性的接触也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本土VC“推案子”甚至翻出老案子寻找接盘者的动作却日益频繁。Andreessen Horowitz 一位在看亚洲市场机会的合伙人，曾经跟我提起她参加去年3月的深圳IT领袖峰会时，向参会的一些国内“相当有名的人物”介绍Andreesen Horowitz时候对方脸上的茫然和一无所知。其实，这恐怕真的也不能都赖这片土地上的创业者见识短浅吧。